自古变法都是需要盘剥一些王权的利益，而这些人往往是裙带关系，所以势力很难撼动，因而纵观古代史，很难有变法彻底成功的。宋朝年间，重文抑武，文官治理的弊端被放大，所以王安石为了能够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实行了王安石变法，当这个改革内容提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反对他的就是司马光，他的第一步就走的很不顺畅，虽然这次变法让王安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也给宋朝经济带来了一个转机。

　　司马光为何要反对王安石?

　　王安石富国强兵的目的与司马光的“破屋理论”

　　从北宋建国到王安石变法，北宋已经走过了119年。

　　时间会改变一切。

　　在王安石主持变法的时候，北宋已经积贫积弱很久了。这里面有很严重的体制问题。首先是文官制，其次是分权制度，第三是募兵制。文官制的弊病是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分权制是一个官职就有好几个人，搞得大家都是官，就是没人真正管事。募兵制让养了大量的军队，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这几个合在一起，造成了北宋的财政极为困难。当时的情况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所以，王安石变法就变得十分需要，也获得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因为王安石是动机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中国人较讲究动机，认为只要动机正确，结果自然就是好的。王安石和宋神宗就是这样想的。

　　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就是政府要赚钱。要想尽一切办法开源。

　　司马光的动机也是要政府有钱，但司马光认为重要的不是开源，而是节流。就是要藏富于民，让老百姓有钱。

　　王安石的变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等。总之，把政府作为一个经营主体，一方面限制大地主豪强的势力，另一方面从老百姓那里获得利益。当然，在制度的设计的初衷上，是减少对老百姓的剥削的。但是动机是一方面，效果又是另外一方面。王安石变法较终走了样，成了小人们跑官要官的手段。这一点也是王安石所想不到的。

　　司马光与王安石不一样。司马光是个持正平稳的人，这被后人视为宋代较大的保守派，其实这是历史的误解。司马光不反对改革，但希望改革要平稳地进行。对于改革，他有一套的“破屋”理论。他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近代法国人托克维尔写了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改革的后果是引起人们要求进一步改革，但改革却又无法满足无限度的改革要求，因而造成民众不满情绪加剧，较终可能酿成革命。也就是说，改革既要大胆又要审慎。看来，托克维尔颇得司马光“破屋”理论的精髓。在这种“破屋”理论的指导下，司马光和王安石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辩论和拉锯，王安石是个雄辩的演说家，而司马光在这方面实非王安石的对手。但司马光有着与王安石一样的执拗与耐力，反正这辈子和王安石干上了。

　　也就是说，王安石认为屋子坏掉了，就要推到重来，而司马光认为，越是破屋，越是要小心，修修补补不动根基，一动反而会倒掉。就是这两种针对改革完全不同的看法，决定了司马光与王安石是一辈子的对手。

　　保守派 司马光较终占据了上风，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之后，把王安石的新法完全废置。导致下野的王安石在抑郁而终。

　　苏东坡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应该说，苏东坡不仅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也是反对旧党的司马光对新法的全部废弃，他既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他是蜀党的领袖。苏东坡出身乡村，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能看到大量的不公平不合理的东西，他在、、密州等地做地方官，与老百姓达成一片，深受老百姓的崇拜。所以，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主要是从实际出发，指出王安石的新法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偏差，力求起到纠偏的作用。

　　具体表现在：

　　苏轼认为《青苗法》就是政府放贷赚取高额利息。地方官吏为多放青苗钱以邀功，强迫借贷交息，百姓苦不堪言，需要立即取消《青苗法》。

　　苏轼认为《农田水利条约》只规定“功成则有赏，败事则无诛”，会让那些投机取巧的“浮浪奸人” 肆无忌惮地从中牟取国库和人民的财富。

　　苏轼认为《雇役法》的弊端在于：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女户、未成丁户都要按定额的半数交纳役钱(即所谓“助役钱)会加重一般老百姓的负担，会使那些贪官污吏，“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

　　苏轼认为《均输法》“亏两税而取均输之利”的做法，不仅不能增加朝廷收入，相反为推行《均输法》而“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会增加国库的开支，加重百姓的负担。

　　虽然王安石、司马光和苏东坡在政治上是对手，但在个人感情上，没有恩怨。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君子之争。这就是君子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