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商鞅，商鞅变法的也是以法来治民，因此当时的商鞅推崇变法虽然使得秦国的国力迅速的强盛起来，但是因为法律没有的温度，使得百姓都是敢怒不敢言，这也是法家思想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按照既定的制度来制衡人们的行为。春秋战国是各派思想崛起的重要时代，这个时期百家争鸣，而法家也是在这个时期迅速的崛起。今天我们来看的是法家思想的，以及他在百家争鸣时期是怎样崛起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国人的思想智慧开始集中喷发，产生了一大批足以与世界同时期哲学家相媲美的思想家。这个时期，也被德国哲学家称之为世界文化的“轴心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思想的天空，群星闪耀。诞生了以孔子为创始人，以孟子荀子为的儒家学派;诞生了老子和庄子、杨朱为代表的道家学派，诞生了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诞生了以商鞅为先锋，以韩非子、李斯为主帅的法家学派。此外，还有阴阳家、农家、小说家、杂家等思想学派。

　　当时，各学派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同构成了中国思想史的天幕。在这些学派之中，较有影响力的算是儒家，但是当孔子去世儒家一分为八，而孟子还没有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是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号称是天下不归杨即归墨。而法家思想，从管仲，到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他们以政治家和改革家的面目出现，当时并未占据主流地位，当时，当战国的遍地战争来临之时，法家思想迅速崛起，当时几乎的大国，都开始运用法家思想，走上了富国强兵的改革之路。

　　我们要准确回答法家思想为何能迅速异军突起，我们不妨从司马迁评价孟子思想为何不被重用的原因说起。

　　司马迁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原来，当时“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战国时期是诸侯国吞并战争升级的阶段，不是你吞并了我，就是我吞并了你，谁还要是运用儒家的仁政和王道理想，谁就必死无疑。

　　司马迁又说，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所谓“所如者不合”与“迂远而阔于事情”，是说孟子的学说主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差太远。

　　法家思想的治国理念，与孟子的仁政理念，截然相反，所以司马迁说孟子思想的缺点，其实就是法家思想的优点。说到底，这个优点就是与时俱进，符合当时的政治的时局。

　　我们考察法家思想，会发现，他们的一系列思想和治国理政的举措，以及为统治者着想的制度设计，似乎一切都是为了当时的社会量身定做，因此，只要是一个不是很傻的很理想主义的君主，都会运用法家思想来治理，大国希望用法家思想富国强兵抢地盘，小国也希望运用法家思想实现好的治理，来保住自己。

　　法家思想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人性论的观点来说，法家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铤而走险，为了规范人的行为，需要用严刑峻法来治理人性。这在人性的恶泛滥的战国时期，显得特别有用。

　　第二，"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家思想家说，法的作用是约束百姓的行为。而君王却是可以拥有权杖拥有司法权力的人，根据一整套法律，君主可以行使奖惩的权利，这个才是君主较为喜欢的。所以，各国君主都喜欢用法家来治理。而如果要是按照儒家的道家的治国方法，君主会很不爽。因为儒家强调以民为本，道家强调清静无为，这样的话，君主根本就没事可干。

　　第三，法家有一整套方法，帮助君主管理臣下。韩非子这个人虽然口吃，但是很有谋略，他帮助秦王制定了一整套的驾驭臣下的方法，颇受欢迎。韩非子时候，"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也就是说，君主定任务，臣子去完成，君主只要有一整套的考核方法就行。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韩非子这是多么贴心啊，怪不得嬴政为了得到韩非子，不惜发兵攻打韩国。

　　第四，法家基本上都是改革派。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要求改革变法，这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的呼声，也是现实的需求。所以，法家思想再一次击中了统治者的内心。

　　综上所述，法家思想的崛起，既与法家思想的本身的优势有关系，又与战国时期的国际国内局势和社会思潮有关系。他们的崛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