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章中展现的多数是对社会上的黑暗的抨击，所以他的作品中充满着正义与呐喊，较熟悉的《记念刘和珍君》中对于社会黑暗的曝光，以及那句“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嘶吼，都是张性十足的风格。而同时代的沈从文的作品中，没有犀利的语言，没有华丽的辞藻，通过小人物的善良来表达着自己的看法，虽然没有直接的表现，但是透过书中的人物的遭遇将现实娓娓道来，如同《边城》中的善良的翠翠一样，不想落于世俗但是却无可奈何，却也依旧保持善良。

　　鲁迅和沈从文，一个写尽世间的恶，一个展现世间的善良，同时代的不同看法，是因为创作的主体也就是作家不同，同样的时代背景在不同的作家眼中，因为作家看待的角度不同，因而时代呈现的样貌也不一样，因而有了"鲁迅写人性的恶，而沈从文道世间的善"的说法。

　　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它确实会反映现实，但并不是机械地反映现实。文学还包含着作家的情感和思想。朱自清和俞平伯共游秦淮河，而后两人都写了名为《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同游同题但是写出来的文章却大不相同，朱自清重游秦淮河，描写都详细，而俞平伯第一次游秦淮河，虽然也写零星的景色，但更多的是夹叙夹议，受到西方思潮影响，多了些哲理意味，前者似中国山水画，后者如西方现代油画。同是描写车夫，对比《一件小事》和《人力车夫》就会发现，前者表达的是鲁迅对车夫由衷的赞许，后者表现的则是胡适对车夫无奈的酸楚接纳，两者表达的意义大不相同。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就不展开讨论了。

　　一、大时代背景相同，所处年代不同，使命不同。

　　鲁迅和沈从文都处在新旧交替、东西碰撞的大时代背景中，但是各自在文学的身份地位各不相同。

　　鲁迅比沈从文早了十年，在二十年代，他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向旧文化宣战，要破除一切藩篱，摧毁一切旧价值，进行重新评估，这是鲁迅这一代知识分子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沈从文从湘西出来的时候，五四运动已经接近尾声，新的秩序已经建立起来，他这一代人不再需要破除一切的旧文化的勇气，即将面临的是如何五四时期奠定的新文学秩序问题。

　　二、生平经历不同，创作目的不同

　　鲁迅去日本留学，学习医学希望能治病救人，但是却发现学医只能拯救肉体，没办法拯救精神，无法改造国民性，于是决定弃医从文。鲁迅的"批判国民性"这一点和他的生平经历有关。

　　在现代文学家和教育家吴伯萧《早》这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有整天早晨，鲁迅上学迟到了。素以品行方正、教书认真著称的寿镜吾老先生严厉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以后要早到!"鲁迅听了没有说什么，默默地回到座位上。他在书桌上轻轻地刻了一个小小的字："早"。鲁迅出生大户人家，家道中落之后尝尽人间苦楚，倍感世态炎凉。他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贿赂被抓，被判斩监侯，后来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也免不了牢狱之灾。至此，周家败落，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情绪波动，喜怒无常，之后酗酒又抽了鸦片，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较后竟卧床不起。鲁迅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由衣食无忧的官宦子弟沦落为在学堂和药房之间来回奔波的可怜孩子。作为家中长子，他一面操持家务，一面还要念书，这才在某天早上迟了到，有了接下来广为人知的"早"的故事。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鲁迅童年时期之后的作品往往渗透着很强的批判性，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鲁迅幼年时在私塾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少年时世间凉薄的个人经历，一直到后来留学日本和对西方思潮的接受，促成了他"为人生"的写作目的，他把文学当作启蒙的工具，借助文学改造"国民性"，提倡"为人生"，反对旧有的封建主义对人的束缚和迫害。他的作品作用都在于"揭示民众的苦痛，引起对他们的疗救"。

　　沈从文，1922年才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并开始文学创作。在此之前，他在湘西这个偏远小镇生活了20多年，没有受到西方文化和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影响。较初，沈从文蜗居在"窄而霉斋"里进行创作的时候，他的创作初衷仅仅是为了糊口，并没有受到社会使命的召唤。后来，随着沈从文自身水平提升，他的创作动机也在发生改变。在浓郁的乡愁激发下，他的本能开始苏醒，写了以《边城》为代表的描写湘西的乡土文学。他把自己定义为"乡下人"：在城市住上十几年，但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他崇尚自由，在文化价值上和五四新文学截然不同。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表现的是天然的人性，而非鲁迅笔下的理性。

　　沈从文之所以和五四文学的精神格格不入，是因为他的成长经历。他的故乡是湖南的一个边陲小镇——凤凰，那里湖光水色，风景秀丽，他和鲁迅一样都生在大户人家，不同的是他的童年相对无忧无虑，没有家道中落的经历。淳朴的民风，旖旎的风景给了他一份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沈从文生于蛮荒之地，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只上过小学，随后就参军了，在他来北京走上文学道路之前，是没有像鲁迅一样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的，也没有经历过现代文学的洗涤。沈从文独自在京求学写作，内心的孤独唤起了对故乡的思念，城市生活繁杂，而他向往湘西纯朴世界，想在纸上建立起一个湘西小镇，一个精神家园。因而他在作品中有了这样的寄托"用文学创作建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

　　小时候，沈从文不爱读书，他爱观察，喜欢看上学路上有趣的人和事，在作品中沈从文也从不以居高临下地态度评价议论这些人或事，只是客观地描述，以贴近人物的方式、带着浓郁的乡土情思去表现人物质朴的心灵。例如，《丈夫》写的是乡下女子到吊脚楼下的船上卖身的事情，作者以客观寻常的角度叙述，没有夹杂个人的评价。

　　综上所述，从客观角度看，两个人所处的年代不同，鲁迅的年代需要建立新文学的标准，破除一切旧的封建的价值观，致力于写中国农村现实的僵化、停滞和落后，而沈从文的年代则需要去在五四新文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他从歌颂理想中自然淳朴的农村生活出发，努力表现下层劳动人民原始的人性美。一为破，一为立;从主观的角度看，两个人的生平经历和创作目的不同，鲁迅家道中落，接受过传统教育和西方文学的熏陶，渴望将文学作为启蒙的工具，揭露国民的伤痛以起到批判"国民性"的效用，而沈从文将乡愁和风景如画的湘西作为心灵的寄托，在文学中构建人性的希腊小庙。一为理性，一为感性。故而时代背景同，而笔下世界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