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是一些经历过很多的事情的人,他们对于不同人的包容之心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一个有故事的人他们更有阅历。杜甫曾说“文章憎命达”,一个人的文章有多出彩,就表明他的经历有多丰富,因为文字是展现一个人的内心和经历的途径,就像有时候人较可怕的是没有故事可写,因为人生的平平无奇。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在下面的几位诗人的名篇名句中我们可以显而易见的洞悉。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一语出自杜甫的《天末怀李白》。 "文章憎命达","文章"二字,是一种代指,指代写文章的人;"憎"是不喜,;"命达"指的是命运通达,在这里指仕途通顺。官运亨通的人往往写不出千古名句,也很难有巨大的文学造诣,往往是那些历经人间沧桑的士人才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这几乎是历史对文人的通律。屈原的"舒忧娱哀"及"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不幸的诗人更容易产生"幸世"的文章。
一.李白——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从李白说起,李白从碎叶进入蜀地,又从蜀地进入长安。他以"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初入长安,然而皇帝只将他视为"文学侍从",李白写诗是作为娱乐的,这与李白所想是相差甚远的。他"刺金放还",离开长安,一路漫游,在漫游途中,他游山玩水,于山水中抒发不遇。李白终究是浪漫的乐观主义者,不遇是事实,但他能够潇洒自如。如《渡荆门送别》曰:"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境,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这首诗声律和谐,既自由放达,又虚实结合。意象的结合使得全诗富有盛唐之风。通过对江水、平野、云霞的描写来表现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和对故乡的思念的复杂情感。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沿着长江一路东下,登庐山,写庐山诗。《望庐山瀑布》展现了他对祖国河山的热爱。他游,回忆前朝盛世。过,慷慨好施。在"士不遇"后的漫游经历刺激了天才诗人的写作,他徜徉于山水之间,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诗作。《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写于他离开长安的第十年,全诗以"愁"字开篇:"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文人遇谗害,于是远离朝廷,然而他的内心是积极入世的,现实无法实现的悲哀转到文章的书写当中,故"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是愁怨的舒展。他的精力都放在了写作中,他的诗记录了自己坎坷的一生,李白一心希冀不由科举正途而骤登显位,一生蔑视权贵。安史之乱后,他错将永王李璘视为战国的诸侯而依附之,结果身负"从逆"之名,晚年落魄以终。但也正是因为人生的起落对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现实的丰富材料刺激了他的写作灵感,才能造就这样一位天才诗人。在李白这里完成了盛唐诗的成熟。李白与陈子昂一样,认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不满于六朝的浮糜之风,提倡要在诗中抒发情感,表现风骨。李白在诗作中吸取前朝诗的宝贵经验。他赞美"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他推崇谢灵运、谢朓来实现自己"垂衣贵清真"的主张,在诗中创造出更为高远得诗境。
二.杜甫——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瘦诗人杜甫,他的一生正处于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这样的历史时代,使他的一生颠沛流离,尝尽万般痛苦。一首《春望》道尽人间凄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破碎山河依旧存在,花儿开得正艳,诗人看时却觉得它在流泪,鸟儿的叫声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惊心。战争已经持续了很久,家书却迟迟未到。瘦诗人杜甫啊,也因为苍老年迈变得身心交困。他在战争的烟火中感怀民生,写了的《三吏》、《三别》。读杜甫的诗歌仿佛真正经历了那段历史。然而"不幸诗家幸",的不幸却成为杜甫艺术生命的大幸。对杜甫来说,现实主义就是他的生命,写诗就是写现实。文学称杜甫为集大成者,就是因为他吸取了前代的宝贵经验。他的诗歌,吸取了汉魏六朝诗人的宝贵经验。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他都具有新的开创。比如他对律诗的开拓,又如对组诗的书写。以叙事的方法去写诗歌,这是新创造。杜甫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能够越前人。随着杜甫生活经历的不断丰富,他的创作也在时时进步发展。年轻时候具有"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气;中年具有"儒术于我可有哉"的满腹牢骚;经过沉思,他将苦痛转为政治讽刺,《兵车行》、《丽人行》横空出世。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一句"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道尽对天下寒士的关怀,这是杜甫深处民间所发出的感慨。
三.韩愈——"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字面意思是说由于人收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产生的愤激之情。从韩愈送给孟郊的序来看,孟郊早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中进士,五十一岁任溧阳县尉,五十二岁遇到韩愈。孟郊任县尉时,《新唐书》记载"曹务多废,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韩愈在《荐士》中也说到孟郊"酸寒溧阳尉,五十几何耄"。可以看出孟郊即使当上了县尉处境仍然很困难。韩愈在序中指出有幸与不幸之别,"鸣之盛"是幸运之事,但是由于自己的坎坷遭遇又"自鸣其不幸",往往更容易产生的作品。因此,"不平则鸣"是偏向于抒发个人的不幸的,而不是歌颂的昌盛。
韩愈自贞元二年入京应试,因为没有人举荐,于是"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吏部考试本已经入选,却在复审时由别人代之。此后他三次上书宰相,仍无结果。贞元十二年为汴州观察推官,十八年入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做了学官。仕途寥落,他的内心充满了牢骚于不平。林纾说:"昌黎怀才不遇,间有人扣以文章,则昌黎报书,其语必以仕进相关系。"韩愈一生交游甚广,且多为举子士人。在诗文中表现物质生活的贫困,所谓"穷苦之言"是众多寒士的"不平则鸣"。欧阳修《六一诗话》中说:"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喜为穷苦之句。"孟郊贾岛是公认的苦吟诗人,他们的穷苦之言出于愤激不平。韩愈的"不平则鸣"是为贾孟这样的苦吟诗人,同样也是为自己的遭遇而鸣。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谈到:"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奋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人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总结来说,苦痛与不幸成为了诗歌的酵母,只有感知时代和个人苦痛的人才能够写出佳作,而那些王公心中没有郁结,也就很难唱出悲愤。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是苦痛的结晶,所以,无论是"文章憎命达",还是"诗穷而后工"都寄予了文学产生于悲痛这一普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