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鲁迅，小编较先想到的就是鲁迅先生的小说《骆驼祥子传》，祥子是一个车夫，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努力的挣钱，但是到底还是社会底层的人，在生活上有着很多的不如意，而他本身对这样的事情已经麻木。祥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也曾是那个努力的人，但是生活总是这样的戏剧化。这也是鲁迅先生的小说的独特之处，总是能走到人的心里，还有阿Q正传，我们从中也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鲁迅先生的小说中总是刚正不阿，这也是他所代表的民族的灵魂。

　　鲁迅——民族灵魂的丰碑

　　鲁迅先生的文章在中小学课本里越来越少，鲁迅先生似乎离我们现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越来越远。不，应该说：是我们，尤其是青少年离鲁迅先生越来越远——鲁迅先生这座民族灵魂的丰碑依然屹立在那里，鲁迅先生就如一颗明亮的巨星，依然闪耀在历史的天空!只是，我们现在的人们在熙来攘往地匆忙地追遂名利中，不知不觉离大师越走越远。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嬉游娱乐，快餐文化，在这光驳陆离的互联网时代中徜徉的人间，谁还有“闲心”枯坐静默，去咀嚼孔乙己下酒的茴香豆，去琢磨夏瑜的鲜血被华小栓当药来吃有何深刻寓意，去品味阿Q典型形象的时代意义，去欣赏“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这等空明澄澈的田园风光，去探究涓生、子君爱情悲剧与当时社会的关系……

　　故此，不是鲁迅先生的文章，尤其是像《呐喊》、《彷徨》这样的不朽名作过时了，而是当今的社会太浮躁了，太急功近利了，淡漠了伟人大师作品的真正价值。

　　现代作家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曾发出呼哠：“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

　　这振耳发聩的警策之语，决非危言耸听，而应发人深省。

　　人都无法否认，鲁迅先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是一座高耸屹立的民族灵魂的丰碑。同为伟人的毛泽东曾公开称鲁迅先生为“中国第一等圣人”，并曾这样高度地评价鲁迅先生：“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注：新文化)新军的较伟大和较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革命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较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人民较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较正确、较勇敢、较坚决、较忠实、较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既是对鲁迅先生的热情洋溢地讴歌，更是对鲁迅人格精神的中肯的定义!

　　鲁迅，一个躯体虽死而精神弥张的伟人，一位20世纪中国较有魅力的文化名人，他一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着甘为孺子牛”总是会让我们想起那忧国忧民、奋而呐喊、而又甘愿“挤自己的奶”哺育人民大众的高贵灵魂。

　　今天，引导青少年重读鲁迅作品，尤其是小说等文学作品，不仅是为了培养孩子们的文学素养，使孩子们获得艺术的享受与熏陶，更是为了引领孩子们去认识这种民族之高贵灵魂，进而去塑造我们祖国未来的建设者的纯美、正值、高尙的心灵!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谈起鲁迅先生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便是那人人都耳熟能详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四个字——弃医从文。

　　鲁迅较初东渡扶桑原本是打算学习西医的，至于学医的目的，先生在《<呐喊>自序》里说过：“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其中“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之说，源于先生同在《<呐喊>自序》里所说的，即“从译出的历，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可以看出，先生学医的初宗，不仅是为了救死扶伤，骨子里更有深层的动因——促进民族维新。可见青年鲁迅就是一个抱有追求革新、进步、复兴民族的宏伟大志的有志之士。

　　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习期间，从上课用的电影里目睹了在中国东北开战的日俄战争中，一个据说是为俄国当了间谍的中国同胞被日军砍头示众，而另有许多同胞围着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这使正值热血沸腾、正做着好梦的青年鲁迅很受触动与启发。他在《自序》里写到：“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于是鲁迅于当时便开始联络一些有志之士，在东京办文艺杂志;于是回国后，在当时进步刊物《新青年》编辑者陈独秀等进步人士的邀约下，开始写起了小说;于是便有了较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于是“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呐喊>自序》);于是《孔乙己》《药》《阿Q正传》《祝福》《伤逝》等小说名篇相继问世，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

　　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方面都有很深造诣的茅盾先生曾经做过这样的论断：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呐喊》的题目、体裁、风格，乃至里面的思想都是极新奇的，是一个新辟的天地。

　　改造“国民精神”是鲁迅一生的奋斗目标，他对中国民族及国民普遍的劣根性给予强烈的关注。他一方面深刻剖析了国民劣根性的思想本质后进行强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又不停地向愚昧的民众发出呐喊，希望他们能认识并改造这些“国民的劣根性”。然而现实让作者深感无奈与悲凉，对于国民，作者一方面“哀其不幸”，另一方面又“怒其不争”。

　　我们知道，今日的平安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而得来了，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会舍弃个人的幸福而为大家的权益牺牲性命?有没有想过，他们的这种付出与牺牲在当时没有群众的支持会怎么样?有没有想过，今天的我们是否能真正理解他们当年的付出与牺牲?

　　《伤逝》是鲁迅先生惟一一部反映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说，它虽创作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却历久弥新，为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男女爱情与婚恋关系提供了参照。作者描写了“五四”退潮后一对青年男女，打破封建家庭的桎梏，独立自主地走到一起，然而却在社会生活的重压下，爱情破碎，婚姻失败，家庭分裂，“新的生路”又在何方?

　　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里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需要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不去进行无聊而细腻的风花雪月的描绘，亦略无冗长的对话描写，行文简约，力避唠叨;要言不烦，言简意赅，亦如中国画中之留白，点到为止，给读者留下想象与创造的空间，耐人咀嚼，回味无穷，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