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郁达夫，小编印象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对待金钱的态度。有一次他和友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临了进行付钱的时候，他从鞋子地下拿出一塌钱来进行结账，他自己的解释是，前半生被金钱压迫，后半生要将其踩在脚底下，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和对待名利的视角，实在是很少的人可以做到的。读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能深刻的感受到他的一种人生的豁达。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小说经历了那几个阶段。

　　具体来说应该有三个阶段。

　　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1896出生于，1913年赴日本学习，1933年隐居，1945年被日军杀害。

　　一、"自叙传"模式的书写的阶段

　　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所以他早期的小说作品不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多是从"我"为中心创作的。这一时期，作者留学日本，阅读了大量的外国小说，特别是德国和俄国的著作影响，当时流行的日本私小说对作者也产生了巨大冲击，在此基础上，郁达夫正式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生涯。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严重，"东亚病夫"的称号更是深深刺痛着中国人的内心，如同郭沫若说的"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郭沫若《三叶集》)，郁达夫此时正怀有"青春期"的情节，时代的沉重感、社会疏离感交织，使郁达夫小说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比如短篇小说《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

　　作者用浅白直露的写法描写的小说的人物多为知识分子，比如《沉沦》中描写的主人公是一个留学日本的 青年知识分子饱受当地学生的歧视，而又与同期留学生又格格不入，性格内向且懦弱胆怯，承受着弱国子民的伤痛，无法把握自己命运，成为时代悲剧下的"零余者"。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在初期时并不注重结构和情节的描写，而是靠人物内心的情感流动推动小说的发展，所以只有一些零碎的场面或故事的片段，情节构造上会比较单一。

　　二、向现实靠拢的阶段

　　周作人曾指出《过去》中的"作风变了"，可以说1920年后期写的《过去》开始摆脱"自叙传"模式，但一般认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转向写实、走向工农的标志是1924年发表《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

　　1922年郁达夫正式结束留学生活回国后，"东奔西走，为饥寒所驱使，竟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鸡肋集》)归国后的郁达夫面临着失业与贫困的现实，精神压力巨大，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就是这种状态下，郁达夫迎来了他的写作高产期。他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道："在这一年之内，做的长短小说和议论杂文，总有四十来篇。"这时郁达夫创作了小说《胃病》、《茫茫夜》、《风铃》及《秋柳》，作者将关注重点由国外转到了国内，不仅注意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情绪的流动，而且在小说中增加了现实的元素。另外，作者将自己的个人生活经历和家庭遭遇加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感，比如小说《还乡记》。此外，郁达夫在艺术上又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有了一些新的特色。这一时期的作品叙述增加，主人公的情感变为含蓄节制的抒发。像《过去》中的娓娓叙说和微微叹息则凝聚了"醇厚的感情"让人感同身受;不只如此，《沉沦》中大胆直露的爱欲描写也被替换成爱欲的节制与升华。郁达夫还尝试用象征主义诗歌的表现方法来写小说，比如《怀乡病者》。

　　在人物方面则增加了工农形象，比如《春风沉醉的晚上》小说引入了一个下层众人形象， 烟厂女工陈二妹。

　　三、具有避世的情绪和反抗的精神阶段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黑暗的统治使郁达夫冷静了下来。郁达夫虽然不畏反动派的残暴压迫，如同鲁迅一样始终用自己的笔声讨黑暗的社会，声讨罪恶的帝国主义，声讨残忍的国民党反动派;但其作品中也流露出比较明显的逃避现实的消极退隐的情绪。比如，《迟》、《迟暮》、《东梓关》等小说创作于1933年郁达夫在休养的时期，大都具有退隐情绪和逃避斗争的思想。《东梓关》中不断渲染徐竹园的隐逸生活的悠闲舒缓的氛围，并流露出作者对它的肯定，侧面表现了作者渴望远离尘世过隐居生活的情绪。

　　写于1935年9月的中篇小说《出奔》是郁达夫所创作的较后一篇小说，这篇作品不同于以往的写作方式, 把视角从知识分子类的"我"投向了整个社会, 不仅要反抗社会,而且要呈现一个时代, 使作品具有更深厚的内涵。

　　这一时期的人物类型多样，比如《迟》中有作者投射的叙述的主人公"我"，有乡村下层的代表老友翁则生、翁母和翁莲。有《出奔》中地主阶级的代表董玉林夫妇, 和继承了地主阶级本质的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