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性，所以一些前期的事情只能作为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如果要照本全搬，可能会失败的一塌糊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杯酒释兵权”的时代性是怎样的，在赵匡胤的时期这个政策是成功了，他也成功的将兵权收归己有，但是到了明朝的时候，朱元璋也想着要收归兵权的时候，却失败了。这其中自然不乏时代性，但是也与一些政策和方式有关系。

　　朱元璋，一个从社会较底层攀爬至权利顶点的大明开国皇帝，在如何集中皇权的问题上，有考虑过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样温和的夺权方式吗?纵横认为，朱元璋不仅不屑运用此法，甚至痛恨鄙视通过这种方式来收缴权利。

　　为何?因为“杯酒释兵权”有它的时代特殊性。当然，较重要的一点是它背后要付出代价。

　　“杯酒释兵权”的时代性

　　宋朝建立之前是戡乱的五代十国时期，这个时期可以说乱的彻底。从庙堂到江湖，从体制到纲常，全都是乱的。北宋欧阳修在《五代史记》中更是感叹：“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人伦之际，无不大坏，天理几乎其灭矣。”而造成如此不堪局面的原因，就是藩镇割据时代下相互间频繁的战争，且战争的目的也不再是以人民意愿为旗号，全都是在进行野蛮争夺。加之改元换代的速度之快，更加难以形成长久有效的统治制度。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大降低了“谋逆”“反叛”的操作难度(几乎无社会舆论压力和思想负担)，只要能掌握一支军队，就能获得参与争夺皇位的“资格券”。宋太祖赵匡胤被部下“黄袍加身”并没有做太多的思想斗争就调转矛头，不难看出在这之前已有“取而代之”的念头(甚至说是一种潮流)。

　　电影《智取威虎山》座山雕说过：“我较恨内奸!”因为自己就是内奸发家的。所以他比人明白内奸的可怕。赵匡胤也是一样，在那个纲常伦理崩坏的时代，掌握兵权就意味着有争天下的威胁。

　　朱元璋为何不屑此法?

　　因为大明的政权在朱元璋时代已经高度集中，而赵匡胤建立大宋时，是受有自主军队的节度使支持的。赵匡胤忧虑的是，这些人既然能将自己推到皇位上，那就有能力从皇位上拉下来。所以在这些将领面前，赵匡胤没有十足的实力来控制他们，自然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认不认他这个皇帝，全看手下将士的态度。

　　朱元璋则不同，他的天下是自己一点点打下来的，他对身边的将帅拥有完全的了解，甚至对军队有的控制权。朱元璋在位期间，完全不怕自己皇权不稳，他所忧虑的也不是功勋将帅的军权，而是他们的声望!一种一呼百应的声望。这对后世之君来说，既能辅佐，也能威胁，而朱元璋选择了后者。

　　“杯酒释兵权”的代价

　　这也是朱元璋鄙此法的原因。“杯酒释兵权”表面上看是温和，仁慈的集权方式，但背后实质上是皇帝对将帅的妥协——以腐败换军权。

　　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其实就是一场交易，将帅拿手中的军权换取皇帝对自己荣华富贵的承诺。《宋史·石守信传》中记载赵匡胤的的原话“赏赉甚厚”，什么意思?只要能交出手中的兵权，对皇帝不构成威胁，将能得到丰厚的财富。这也直接导致了诸如石守信积财巨万、王全斌纵兵掠蜀、王仁赡纳妓开库取金等暴敛丑闻。赵匡胤实际上是为求“自保”，通过“杯酒释兵权”将朝局矛盾转移到了外部百姓身上。

　　朱元璋出身布衣草莽，他之所以起身反抗朝廷就是因为地主权贵的冷漠和当官的横征暴敛，欺压百姓。他当上皇帝的政治理想，就是要扫清环宇，革政策治，还天下百姓一个太平盛世。然而要是通过“纵容权贵”的方式来达到自己集权的目的，将天下百姓置于不顾，那就从根本上违背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活成了自己当初痛恨的那帮人的样子，这是不可能的!

　　或许，在朱元璋的帝王之道里面，“杯酒释兵权”从来都不是他的参考对象。